解放后，曲阜清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在孔府发现大量的红白糖与茶叶。其中，红白糖已经融化了，但茶叶却很新鲜，都放在锡筒里，虽然这些茶叶都很名贵，一般人可能一辈子难以喝到，但工作人员都规规矩矩地登记造册，并如实上交。
1949年，曲阜古代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进入孔府进行清点整理。推开内宅那七座尘封多年的堂楼时，空气中弥漫着难以名状的味道——地面上铺着半人深的鸽子粪，多年无人踏足。
然而就在这片狼藉底下，清理人员扒出了成箱成箱的东西：整包的红白糖早已受潮化成一地黏稠；可那些被蜡封得严严实实的锡筒里，取出来的茶砖却条索紧实，香气直冲脑门。
这不过是孔府奢靡库存中极不起眼的一角。同年，清理人员还从楼里清出了海参、大鱼翅、猴头、燕窝、银耳、干贝等干货，以及虎骨、鹿茸、人参、驼蹄、熊掌等名贵药材。
更让人咋舌的是那十余坛绍兴贡酒，五十斤一坛、二十五斤一坛不等，封口盖着咸丰、光绪、宣统年间的官印，打开后满屋喷香，倒在碗里浓得挂杯。东西实在太多，光清理那几座楼的鸽子粪，文管会全体人员就花了一个多月时间，清理出来的粪便当肥料卖，断断续续卖了将近一年。
这种囤积的体量，背后是一个延续数百年的超级贵族经济体系。孔府全盛时拥有土地三千六百大顷——折合108万亩——散布于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江苏、安徽等五省二市，仅地租一项每年就有近十万两白银入账。
府里设了六个办事机构，按朝廷六部的规格组建，其中管勾厅专管收租征税，在山东巨野县设有单独的管勾衙门，下辖八名屯官，负责从数十万亩土地上把银子和粮食源源不断地送进孔府。
百万亩田产供养着的是一个庞大的服务人群：府内各种户丁近八千人，佃户十几万人，七品以上的在编官员多达七十余人。
有权有地，排场就无所顾忌。1829年5月，紫禁城里为孝慎皇后摆寿宴，道光皇帝一贯抠门，只让御膳房宰了一头猪，给每位大臣端上一碗炸酱面应付了事。而同年春天，衍圣公孔庆镕给夫人做寿，大摆十八天流水席，鱼翅海参级别的席面多达468桌，花费六万余两白银。
道光把后宫一年的开销压到二十万两，孔府办一场寿宴就烧掉了他后宫小半年的预算。衍圣公本身没有朝廷俸禄，花的每一分钱都从地租里出，皇帝看在眼里，却只能咽下这口气。
到光绪年间，排场还在加码。光绪七年腊月，孔府单食品一项的开销就达两万一千四百多两，衣料布匹花了三万六千多两。到了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衍圣公孔令贻过三十岁生日，大宴十余天，摆了上千桌，花费逼近十万两。
而这个家族似乎对这种挥霍习以为常——乾隆皇帝第五次到曲阜祭孔时，衍圣公孔昭焕把府里布置得奇珍异宝琳琅满目，用最精贵的孔府菜招待，乾隆高兴得据说当场把女儿嫁给了孔家。
宴席的规格也毫不含糊。孔府菜有一套森严的等级体系：最高一档叫“燕菜全席”，专门接待皇帝和钦差，每桌菜品多达130余道；中档为“鱼翅席”，用于婚丧嫁娶和招待贵客；最低一档是“海参席”，也有海参三大件撑场面。
孔府的奢靡与皇家的拮据，在道光年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一面是宫中妃嫔自己缝补衣裳，一面是孔府年货采购猪肉三万多斤、香油近万斤。权力的位次在这里发生了微妙的颠倒：皇帝要向圣人后代示好，圣人后代则心安理得地享用着历代累积的特权。
历史的账本翻到1949年终于合上了。当清理人员在那座堆满鸽子粪的楼里，面对满地的奇珍异宝——燕窝鱼翅、虎骨鹿茸、名贵药材、封存多年的贡酒，还有那些装在锡筒里依旧新鲜的茶砖——他们没有私藏一物。
泛黄的登记簿上，工工整整地列着：红茶若干箱、锡筒若干个、圆砖若干、方砖若干。每一笔都像钉子一样，把那个以“圣人门第”之名行特权之实的旧时代，牢牢钉进了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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